文学使我们的灵魂有了映照(代跋)

吴崇源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长篇小说，是我多年来思考及艺术上尝试的一份答卷。任何长篇小说都是思想上和艺术上对作家的一种测试。我不例外的接受了这种测试。交出这份答卷时，我是诚惶诚恐的。这些思考和尝试只有交给读者来评判。

评论家谈到某一层次作品的产生时，往往要提到作家的思考能力、作品的精神能力。作家的思考能力、作品的精神能力，是我在创作《太阳醒着》过程中密切关注的问题。精神问题最能深刻地反映现实。面对灵魂这个深度的现实，通过这部小说的创作，希望表达我对感受到的精神问题的思考。力图把对存在的体验融注在主人公唐汉杰的形象中，以表达审美理想。不知这个愿望能否达到。唐汉杰把粗糙的生活提炼为诗，抽象为精神，他的行为脚踏实地,不脱离现实中的战斗，正是现实中的战斗,使他的探求逼近存在的意义。这与诗人只愿写诗，,不愿做工养活自己所引起的痛苦有所不同。不同的作家对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我的理解是,在纷乱的世界中,人从混沌向清醒作艰难的跋涉。唐汉杰不是甲虫，对存在的认识也没有洛根丁的恶心,没有默尔索的荒谬。小说希望再造一个艺术世界和心灵世界，直抵人性深处,而不是外在的果贩式的描绘。唐汉杰的形象与恶心和荒谬无缘，对人类自身生存境遇反思，并寻找出路，使心灵有了依托，唐汉杰为造就人作了新的尝试。我这样的追求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希望读者批评。

参与决定个体命运的进程，参与决定个体所在环境命运的进程，对个体生命负责，在人类良知的前提下，使人做回自己,不成为主宰、摆弄他命运的那个人或利益集团的存在，从而战胜荒谬，战胜无意义,才能使人类摆脱精神困境。心灵自由应该成为这个追求逐步趋近的愿景。马克思、恩格斯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体逐步趋向心灵自由，才能使人类逐步趋向心灵自由。而心灵自由是自由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

追求心灵自由是不被人们注意的隐蔽方面,这里恰恰与存在意义相关联，只是社会生产力未发展到应有程度，人们未及更充分认识。每个人都有对心灵自由的向往,只是深藏在心里渺远的角落,也许有一天会听见灵魂深处的呼喊,包括笔者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加入这个行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未来导致全球社会主义的推进,也许需要几百年,不管多长时间,新的生产力总会有新的生产关系与之适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真理不会改变，那时，人们追求心灵自由就有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追求心灵自由必须解决心灵与现实的正面冲突,小说尝试回答这个命题，力图展示主人公在这种冲突中艰难搏斗的个体经验。精神穿透力是长篇小说较之其他文学体裁更应负起的责任。在小说篇首充分展现主人公的心灵激荡后，后半部分(五章至八章)，主人公在人生战场的旋涡中，灵魂的搏斗步步推进，更加激烈。追求心灵自由，实现参与决定个体命运的进程，参与决定个体所在环境命运的进程，现实指向是对扼制个体发展的抗争，深层次则直抵存在本相。这是我试图努力的目标，不知做到了几分。主人公的遭遇不只是世俗的遭遇，他的精神痛苦传达给了读者，希望得到读者的理解。同时希望读者依据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来解读这部作品。先不说“心灵自由”的叩问，这里的问题不是“永远有多远”，而是心灵自由有多远。“谁也不能活得比历史更长久”,“没有谁丈量过自己物质生命的生存空间,平时也不去考虑这个生存空间有多大。直到患重病需要求人，才逼仄地感受到物质生命空间的狭小”“进入了死亡的黑洞,你就日复一日远离光明的临界点而去，越走越远......走进了自有生命形式存在以来，绵延不断的漫长黑暗中”相信读者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加入，拓展的想象和再创作的空间.远比我在文本中所提供的不知要丰富多少倍,期待着读者与创作者的互动,在这里展现多姿多彩的景象。

力图把唐汉杰塑造成具有悲剧精神的悲剧人物形象,也不知做到了几分。唐汉杰对抗命运的牵掣,百折不挠,不计成败,维护内心的高贵和尊严，以心灵自由作为追求的愿景。他并没有由于失败而感伤，对环境的超越,使他在与宇宙的对话中,造就高贵的自我。唐汉杰的思想成长及其实践,面对各种艰难,他永不放弃，力图从正面展现个人生命意义的维度。我的这些努力目标,不知做得如何,请读者指教。

通过唐汉杰的形象,希望表达人性升华和中国知识分子张扬的人性。中国文化某种新的可能性的端倪似乎照耀了唐汉杰的形象。

小说通过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的遭遇的描绘，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历史的回视上进行开掘，不去追问表层的答案，整人者自有不得已的苦衷，在人性的层面上，试图以人的复杂关系揭示不幸的根源。

主人公关注扩大物质生命的生存空间，乃至扩大精神生命的生存空间，由形而下逐渐向形而上升华。只有注意着手解决形而上的问题，一切形而下问题的解决，才有了正确的精神指向。唐汉杰注重带动省机电设备厂员工在改革进程中这样做，他也影响身边其他人进行此种升华的尝试。

力图使小说主题多义，希望多义的主题层层递进，紧密结合，其深层为探索存在的意义。而生与死成为各主题的基底。这一切对于我是繁重的任务，我只是尝试着做，做得怎样，请读者明断。

小说除了塑造主人公唐汉杰外，同时提供了知识分子群像和领导干部群像。小说中三位女性因鲜明个性被相互区别开来。一位是和主人公风雨同舟的妻子。一位认为性是锐利的武器，身体力行,理论联系实际。还有一位为避免后代受欺侮，忍痛和“右派”男友分手,最后终于获得幸福。小说中的这些人物不知能否给读者留下印象?细节不宜琐碎,细节须经筛选。刻画人物应注重富有生命力的细节，也是我努力的目标,做得如何，也请读者批评。

如今影视冲击文学,写小说通篇说故事,不去表现人物的心灵和思想,读者在阅读时得不到审美享受,还不如放下小说去看电视,更能得到视觉愉悦,也同样能满足知道别人故事的愿望。长篇小说说故事说不过电视剧,有小说傍电视剧促销的,甚至按电视剧的套路写小说。长篇小说要发挥自己的优长，“怎么写”尤为重要，语言为其重要手段之一。平庸枯燥的语言，读者不会在这里浪费生命。一个成功的作家必定娴熟地掌握某种有深度的语言，这种语言成为思维程序，有了新的构思，就可以启动程序写出作品。可是,写小说要有作家自己的面目并非易事。

为了把思想和心灵表现得更鲜明，这部小说找到了现在这样的文体风格、个人语言、结构，来表达对存在意义的探索，使之充分释放审美功能。对这些努力，能否得到读者的认可,我心中是忐忑的。力图以人物为中心兼具情感抒发，小说的形式追求情态模式和情调模式相结合。希望用别具一格的语言形式为所要表现的思想服务，让它不至于被平庸表达所掩蔽。意象表现的情感，人物形象表达的思想，希望其意象性和思辩性使小说有力量同电子传媒、影视竞赛。希望用感性语言构成的情景画面和情感画面,使人物更具活力。试图以诗性的激情给读者带来更大的审美享受。同时试图在小说中创造意境，为整部小说总的立意服务，特别是此种立意需要人生际遇的意境支撑的时候。形而上的追求必须依仗理性思维。为发挥艺术想象找到突破口,理性思维才会有意象和形象作强有力的依托，使小说闪射理性的光辉。诚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却能够把诗和哲学整合为一体而不失它自身的任何特性。”想使诗性、理性、存在意义的探索紧密结合，力图使其相互映衬，相互激荡。在小说中也作为一个努力的目标，能不能做到，请读者指教。

孙犁说:“创作长篇小说，感到最困难的，是结构问题。”每个作家在创作长篇小说时常会遭遇绕不过去的结构难题。即使走捷径，只要你认定是长篇小说，照样回避不了。这里介绍一下小说的结构安排。这部小说的叙述时间以后面故事为开端，构成悬念，倒叙和顺叙相间。依主人公的思想脉络,形成一个扩展精神生命空间的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过程，展现主人公追求心灵自由的心路历程。人物的心理延伸、作家对人物的揭示、作家对人物命运的思考，构成了三个窥探人生和人性的有力视角。对人物的心理刻画作深度开掘,人物内心潜台词无声的对抗，人物之间在彼此的梦中进行思想角力。作者介入，叙述角度灵活变化，出现叙述人与读者联手的“我们”,叙述人“我”;第三人称为主,有时出现第二人称，刻画人物心理有时转为第一人称。突破一维时间，采用描绘、解释、议论进行穿插。着意安排，前后呼应。一事分说，侧重不同。由基本场景延伸，再回到基本场景。尽管我努力做了，但我知道同布局和谐，结构收放自如差距甚远。

小说的开头以充满诗情的主人公望星空作序曲，力图以此奠定整部小说的叙述基调。开篇语言的音乐性把读者缓缓引入小说阅读的氛围。紧接着“唐汉杰下台了”，快速进入故事，造成一个悬念:主人公为什么下台?他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会提出向社会招标厂长的建议?下台后怎么办?希望像蚕茧抽丝一样，为读者引出故事。

诗性表达和故事进展的配合掌握一个度，诗性的表达力图凸现对生活中的美的发现，起到为故事护航的作用。小说用朦胧诗作心理刻画。朦胧诗在小说快结束的时候出现,不会影响读者进入故事。这种写法有别于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是我的一种尝试，不知能不能使人物的心理变得深沉、凝重而又充满激情,以期给读者有更大的品味余地，不至于一览无余。这样的尝试究竟效果如何，请读者批评。

小说的最后,主人公唐汉杰就要离开省机电设备厂，翻腾的心情促使他冲上厂部大楼楼顶平台仰望星空,对着宇宙,一支《望星空新曲》表达他波涛汹涌般的激情。郭小川是我敬重的大诗人，当年他写出《望星空》，后来有评论家认为:“达到了当代文学史前所未有的高度。”郭诗说:“呵，星空，我不免感到惆怅......远方的星星呵，你看得见地球吗?......远方的陆地呵，你感到我的存在吗?......我们生活着，而没有生命的宇宙，既不生活也不死亡。我们生活着，而不会思索的穹窿，总是露出呆相。星空哟，面对着你，我有资格挺起胸膛。”我在《望星空新曲》中则说:“啊，宇宙，你的浩瀚、你的宽容、你的宏大赋予我灵魂的无限、我的从容、我的宁静/你手中的酒杯一次次斟满就为对我的心灵之声一次次倾听/多少芸芸众生蝼蚁般死去，你的聆听是我前世修来的幸运/不，这幸运该是多少先人积攒在我身上试奏序曲先声/......你向来都平等待人 我又何须自叹渺小，自贱自轻/我也不可能自傲自骄对你的尊敬，只因为你可亲/我们之间从不相互怜悯、相互拒绝在我生命存在的时刻，我都同你携手同行/我是谁?我不是匆匆过客，我是你的忘年交我的存在，是一段同你的存在并行的生命历程”表达了别样情怀。不同的作家所处的历史时段不同，因而所具有的历史条件不同,在不同时段作品能够达到的高度也不同。作家在各自历史条件允许的范围,尽最大的努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此奔腾的感情喷发,是生产力达到新的高度后赋予人们更宽阔的胸怀、更崇高的境界所使然，从而完成了唐汉杰的形象塑造。这个结尾,和小说开头仰望孤星相呼应,力图给读者留下较强烈的印象，,给人带来希望和力量。希望这不是我的一厢情愿，也请读者批评。

对灵魂这个深度的现实，现实主义有责任加以表现和张扬。新的文学发展态势必定要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实主义可能会有新的流派产生，它根植于对历史的客观判断，对现实的冷静剖析，对未来的深刻洞察,其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将会在实践中逐步显现并不断完善。它也许会产生代表新的精神指向的艺术形象，表达新兴经济力量的体悟，为中国二十一世纪文学的整体特征光明与温暖增添新元素。

现实主义不但要关注形而下,更要关注形而上的升华,尤其是后者，才能实现现实主义的深刻性。现实主义追求存在意义的理性精神，将是继启蒙精神、现实战斗精神后新的发展，也许在人们要冲破浮嚣生活的罗网归于平静时，精神上的依归就有了一个新的通道。

文学不只是现实的反映或再现，可以再造一个现实来寄寓作家的审美理想。 文学使我们的灵魂有了映照，既使我们看到灵魂的榜样，又使我们看到灵魂的不足。而面对阿Q的形象,我们看到了国民性的劣根性，同样检视了我们的灵魂的不足。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创造理想主义艺术形象的历史条件，正如主人公唐汉杰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他可以不看别人脸色就能为自已开饭，因而他追求心灵自由才有现实可能性。社会生产力达到新的水平，历史条件使作家写作有了新的可能，寻找意义不是不可得，这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者的幸运。

以新的思想资源对个体经验进行重组，会使故事资源焕发出新的力量。我体会不只艺术感知能产生创作冲动，思想也能激发创作冲动，甚至有更大的力量。因为思想能对生活积累进行提炼，因而对艺术构思的推动，比艺术感知更宏大。张炯老师在《我国当代文学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指出:“不断丰富自己的创作主题，并不断提出自己的新鲜思想。”又说:“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不会束缚作者的思想探索，而只会为他们的思想探索提供通向人类思考前沿的宽阔的轨道。”通向人类思考的前沿，就能找到新的思想资源。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当然不是鲁钝如我所能做到的。中国好多作家很有才华,要是他们的思想能够通向人类思考的前沿，能与世界优秀文学比肩的人文内涵深厚的作品的产生就顺理成章，我热切地期待着。

以上是我创作《太阳醒着》的随想，不揣训陋提出来就正于方家以及认识的和未曾谋面的朋友们。读完这本书的朋友，请不吝指教,切磋交流，随时请和我联系。

我的电子信箱:wchongyuan@ sina.com

黄秋耘先生说:“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生活积累是最可宝贵富，把宝贵财富花在‘急就章’上恐怕是最大的浪费。”这句话我在创作《太阳醒着》过程中牢牢记取。我理解黄秋耘先生的意思，不要只将生活积累写出故事，要进行多方面的开掘，从内容到形式都要做好。

创作《太阳醒着》十余年来，得到师长——郑必坚先生、郝盛琦先生、张炯先生的关心、爱护和支持，谨致衷心的谢意。郑必坚先生在百忙中过问了《太阳醒着》。郝盛琦先生在1996 年北京酷暑中读完了几十万字小说初稿，提出了中肯的意见，给了我鼓励。多年来郝老一直关注着这部小说，今年夏天又细读了小说定稿，秋天赐了序。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郝老读的稿本是我由前个稿本剪贴涂改而成的，这位可敬的八秩长者竟从这个涂涂改改的本子上择要抉微，对小说做了透辟的分析，再次给了我亲切的指教。张炯老师十年来对小说的修改提出严格的要求,指出我的努力方向,结合我的创作实践，对我悉心指教。我所得到的教益，难以在这篇短文中尽述。小说出版之际，张炯老师在繁忙的事务中，拨出时间细读小说全稿。在出访美国归来的头几天里，边倒时差,读完了小说的后半部分。外出调研后回京即为我赐序，对《太阳醒着》作了细致而又贴切的分析,给了我颇多鼓励。师长的关心、爱护和支持，使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温暖。应该说，小说的成果渗透着师长的心血，而小说的不足则是我水平不高所致,唯有今后更加努力，才不负师长的期望。我欣喜地感受到，有这么多前辈关心我们的文学事业，我相信一定有别的创作者会有同样的感受,我们的文学事业的更加繁荣，好作品的不断产生是可以预期的。

感谢修晓林先生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劳，感谢江曾培先生长时间以来对本书出版的关心和支持。

2006年4月26日于上海 12月5日再改